周濂：只有成为世界的一小撮，才气真实地看清世界

周濂 故问学社 今天「明知故问」故问社周濂：香港中文学大学哲学博士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本文泉源：《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书社约莫是18年前的一个周末，我坐在返校途中的332路公交车上，后座两其中学生唧唧喳喳地在谈天，男生说：“我最喜欢郭峰了！”女生兴奋地答：“就是就是，我也特别喜欢他，每一首歌都唱到我的心坎里去了。”这个星球上居然有人认为郭峰——而不是张楚——能够直指他的灵魂？我第一次明确地意识到身边原来潜伏着如此众多的生疏人，他们貌似与我同在一片蓝天下，实则却像来自另一个平行的世界。今后的18年里，让人抓狂的事件重复上演。

例如说，一个在杭州当音乐教师的高中同学，从来没有听说过马拉多纳；上海某高校教师，良好青年，经常在报刊揭晓文章，竟然不知道王小波是何许人；今年春节返乡，某专门卖力网络宣传事情的公务员在我这里头一回听说了“五mao党”。类似的履历多了，我那颗曾经想要“代表”人民群众的心自然就凉了。事实上，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自己不外是这个世界的少数派。而且，如果我胆敢对郭峰、赵峰、钱峰另有汪峰说三道四，那就连少数派都做不了，而只能去做“一小撮”。

说到“一小撮”，所有两岁开始看《新闻联播》、七岁开始读《人民日报》的中文读者都相识，这个说法的完整版本是：“醉翁之意的一小撮分子”，而与它相对的则是：“一贯正确、永远正确的宽大人民群众。”不外奇怪的是，自从明确地把自己归类为“一小撮”之后，再遭遇“郭峰唱到我心坎里”之类的对话，我反而变得越发淡定起来。

显然，我既没有勇气自绝于人民，也没有天真到拿“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”这样的陈词滥调来搪塞自己。我之所以安于成为“一小撮”，只是因为我发现，其实我们都是“一小撮”！前不久我在网上分享柬埔寨版的MTV《不想长大》，引来争议一片，起因是我的一个评价：“柬埔寨人难道都对‘门’有挥之不去的情结吗？”整首歌充斥着前门午门向阳门总而言之与种种“门”死磕到底的发音。话说到这里，还只是无知者无畏，没有踏足任何“政治不正确”的禁地。真正要命的是有学生变本加厉地追了一句：“中南半岛的那些语言听起来是世界上最搞笑的。

”这个略带歧视性的说法立刻招致一个留学英国的孩子阻挡：“不要这样说，如果大家听到西方人怎么议论中文，恐怕就笑不起来，有些人以为中文就是king kong ding dong之类的离奇音调。”这位留学生的意思是，面临柬埔寨人时我们以为对方是那一小撮，但在英尤物眼里，我们又成了那一小撮。而一旦我们意识到这一点，最好的做法就是悬隔一切判断，如此才有可能制止“自以为是的道德优越感”以及“不自知的恶与暴力”。

我在相当水平上接受这个留学生的看法：要做淡定的一小撮，而不是狂热的大多数。我所差别意的是就此放弃“指手画脚”和“说三道四”的权利。

事实上，只要不试图代表人民去宣判，不抱着唯我独尊的天朝心态去睥睨，在善意品评他人的时候也能够接受他人善意的品评，这个世界就不只是“政治正确”意义上的多元，而是富有差异性以致趣味性的多元。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候，曾有人盛赞将实现“自由人的自由团结”，似乎一个打破一切壁垒、抹平一切差异的理想世界很快就要实现。可是现在看来，网络虽然拓宽了我们的视野，却没有真正拓宽我们的世界，它所实现的团结更像是“有限人的有限团结”。

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个看似四通八达、相互链接的网络实则被细化、断裂成有着差别趣味、取向、话语习惯以致行为规范的小社会：相互壁垒明白、界线森然。在有所选择地看待世界和吸收信息的历程中，人们被剖析、打散在种种小社会里。在这些林林总总的小社会中，人们追求的不仅仅是自由的团结以及理性的相同，更重要的另有趣味的相投以及幻觉的相互支持。

在一个充满着差异性和趣味性的多元主义社会里，我们应该把“人民”放进中国失踪人口档案库，把“审判我就是在丑化人民”以及“代表人民审判你”这样的说法放到微博笑话语录里。由于某种幸运的巧合，我们碰巧成为了这个世界的一小撮。只有成为世界的一小撮，才气真实地看清世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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